的问题和计划。”
韦若薇似乎在做着一些心理斗争。
“我们在积极的追捕着谋杀令尊的凶手，”邵梓添了一把火，“韦女士，您的消息对我们消除这个不稳定因素很重要。如果完成这个目的，您也不必再做这种不想做的事，也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。同时，也可以得到一些你想要追查到的真相。”
他逐渐抛弃了一些敬语，开始以更加亲切的方式进行交流，说话的语气也愈发笃定。
因为他发觉自己已经找到了事情的原委。
韦若薇有些不可思议的看向邵梓的方向。
“这些并不全都是你自己设定的计划，对吗？”
这件事存在着一些难以凭借同一种不变的思维完全解释的异样感。
从一开始，事情似乎就没有那么简单。
不仅仅是对待警察的态度在计划和现实中的区别，还有其他的因素。
设定的地点在酒店，当事人却不敢直接会面，反而是躲在一个并不为他人知晓的地方，是一种迫不及待的远离的恐惧。
提前预备好和环境融为一体的手机壳，记录下当时的情况，是一种自以为聪明，希望依靠自己监测到真相的大胆。
不同的情绪和倾向，在计划的每一步里泾渭分明。这样一个完整的计划，每个阶段的目标却有着代表不同情绪的内芯。
再加上韦若薇所提及的“父亲留下的东西”。
邵梓第一个联想到的对象，就是韦高驰有关的那个古董瓷器。如果他真的曾经是贩卖集团的一份子，那么，他也许和更多的宝物有所关联。
组织被剿灭了这么多年过去，或许有遗物在其他地方存留。而持有其中之一的韦高驰，是不是也会持有其他类似的藏品？
而在一个特定地点预计他人会到达，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。
货品的交接。
韦若薇或许是在把那“父亲的遗物”，交接给一个特定的对象。而且，她因为一些自身的思考，决定自行侦听这一过程。
因为韦若薇本人并不对警察的到来产生厌恶或者害怕的情绪。这或许能够说明，她并不是犯罪交易组织的一部分，她的参与是一场自己也不愿的意外。而为了从这份意外中脱逃出来，她对计划做出了一些改变。
正因如此，监听的原因有了多个可能存在的理由：或许是好奇事情的原委，或许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害怕自己无法洗清，而要尝试留下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，用以自证清白。
总而言之，韦若薇比任何目前已知的相关人士，都可能对警方产生信任的情绪和配合的倾向。而邵梓要做的，就是尽量的提高自己的可信度，让韦若薇能够抛弃一些恐惧——或许是从计划的一开始就存在的恐惧。
这是第一个这样的证人。有一定的参与度，又不拒绝警方的了解。
这是一个极为珍贵的突破口。
而最初计划的执行者，可能的人选目前就只有一个——韦若薇死去的父亲，韦高驰。
“这是一场交易。”韦若薇终于开口，低着头，攥紧了自己裙摆，“我不明白，但我父亲在很久以前曾经跟我交代过，如果他出了事，在那之后有某些征兆发生，就按照他留给我的信上的暗号，把那东西送出去。说是可以……可以‘免灾’。”
虽然这听上去像是一些不太可靠的迷信，但邵梓清楚，这或许指的是交易内容的另一个部分。
或许这就是与所谓清算相关的事情。
韦高驰死去，如果他持有剩下的宝物，踪迹全无无法寻觅，那么宝物没法找到，任由哪个唯利是图的组织都不会因为一条命的终结就对此善罢甘休。
往深里想象，可能存在另一种“清算”的机制，为了确